——制度变迁与两类企业家的作用之二

    奥地利学派并未形成像新制度经济学那样完整、系统的制度变迁理论。但其理论的核心———市场过程理论实质上就是对市场体制变化的分析,它潜在地包含着制度的变迁理论,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在奥地利学派看来,人的行为既会对其他人发生影响,也同时受到其他人行为的影响(Weber,1964; Mises, 1949)。所有个体的行为,都会因为信息不对称和认知方式的差异而产生不确定性。为了回避不确定性,人们就需要达成共识,这就产生了协同的必要性,协同的程度越高,不确定性问题就解决得越好。协同必然要对无数个体零散的知识进行整合与发现,任何个体的行为均是在某一时点、给定固定知识存量的基础上做出的,对于任何个体而言,知识存量不可能完全一致,个人经历的多样性和认知方式的差异将使面临同等外部环境的个人对信息的解读和决策都迥异,而为了在相同的集合内部分地解决共识问题,制度就成为必要。

    人类回避不确定性的动机导致了制度的产生,但人类在按照一种既定制度行动的同时,也可能会产生新的不确定性。既然人是千差万别的,在解决现存的不确定性进行协同的过程中、在引发新的不确定性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就不一样。如果所有人在产生、理解和消除不确定性中的作用完全一致,不确定性也就不复存在。不同于新古典理论所假定的静态的不确定性,奥地利学派的理论讨论的是结构性的、动态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不可能完全消除,一种消除不确定性的过程往往又会产生新的不确定性。在动态不确定性的条件下,能够先知先觉、持续不断地感知外部条件变化,并做出相应行为的个人就是企业家。企业家与常人之差别在于他们以特殊的方式发现和解读信息,在其知识的范围内制定相应的行动计划并采取行动。Gerald O’Driscoll and Mario Rizzo (1985)进而指出,企业家的行为不仅仅只是单一的数学计算问题,企业家在解决当前问题时也改变了原有的环境,并对随之而来的问题做出反应。科兹纳(Kirzner)认为,市场中的所有人都会对盈利机会做出反应,但这种刺激性反应在不同的经济主体身上存在差异。企业家的最大特点是敏捷。他们就像天线,可以不断地放大所接受的信号并将其具体化(Kirzner, 1973)。Law-rence White则指出,除了敏捷之外,想象力对于企业家也是不容忽视的,很多重大的发现与突破都来自企业家非同寻常的想象力,凭借他们极富想象的能力,企业家构建了一个全新的理念,他超越了现存组织的规则,改变了既定环境下的交易费用,引发了新的不确定性,并产生了对新制度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