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与两类企业家的作用之四

    政治企业家和经济企业家共同构成了制度变迁的推动者,他们发现了潜在的利润机会,通过行动对既定的生产方式和交易方式产生影响,从而引起了产权结构等决定社会经济绩效的制度体系的变化。

    政治企业家和经济企业家分别在政治市场和经济市场上活动,但政治与经济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没有无政治的经济,也没有无经济的政治。政治企业家和经济企业家,从来都是交织着、而非单独地发挥作用的。政治企业家所提供的制度框架对经济企业家的行动范围起着决定作用,而经济企业家通过自身的创造性活动为政治企业家提供制度信息,并使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从而影响政治企业家所处的环境。两者在相互作用过程中不断地修改自身偏好,并对既定制度产生新的认识,进行新的制度选择。

    政治企业家的作用是基础性的。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政治企业家凭借其政治强制力优势,对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以及制度的实施发挥着强有力的影响,形成经济企业家活动的基础性框架,对经济企业家的创新冲动、绩效和方向发生影响。这体现在:

    (1)影响经济企业家的创新冲动。经济企业家的创新冲动有赖于政治制度所提供的制度环境,不同的制度环境决定了企业家创造性活动的预期净收益。柯兹纳指出:“制度性框架对于鼓励企业家的发现和创新极端重要。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一个人趋向于发明或创造能给他带来利益的东西。而在干预主义社会(interventionist society)中出现的情况则是,人们会意识到即使他们发现了某些非常有价值的东西,他也不能从中获益。所以他们趋向于不去注意新的机遇”。从历史上重大的制度变革来看,经济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往往与特定的制度框架相联系,西方科学技术在近百年时间内的飞速发展,与其鼓励个人创新、保护私有财产的制度体系是密不可分的。

    (2)影响经济企业家制度创新的绩效。经济企业家从事创新获得的成本和收益受到政治企业家制度创新的结果的影响。政治企业家创新的结果具有双重效能,它既可能为经济过程的运作提供一种授能环境(enabling environment)。也可能提供经济过程“去能”(disabling)环境。当政治企业家活动的结果是为经济活动授能的时候,经济企业家制度创新的绩效就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首先,经济企业家的身份和地位需要政治企业家以法制法规的方式予以确定,经济企业家可能是一个普通的公民,如果没有任何机构赋予他们创新者的合法地位,他们就仅仅是潜在的“创新者”或“企业家”,其创新活动即使发生,只能是地下的、小范围的。其次,经济企业家的制度创新能否得到承认和推广、并且以合法的地位生存和发展,需要政治企业家对其发现的制度进行“盖章”,从而减少制度实施与推广的成本。再次,政治企业家所提供的制度是否完备、制度的执行效果如何,对于经济企业家制度创新的成本有重要影响。在产权体系不健全、市场交易和竞争秩序都十分混乱的经济体系内,经济企业家很难通过市场来改善他们的知识结构,也很难通过市场交易来改善现有的资源利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