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奥地利经济学派认为,在自由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人为秩序的企业通过引入一些自发秩序元素,可以较好地解决或缓解知识分散的问题。例如,企业家通过引导设立参与各方彼此认可和明确的企业目标、运作规则、惯例或企业文化,可以降低沟通成本,诱导参与者主动表达自己的真实信息,或充分利用自己的意会性知识,服务于企业的目标(并最终服务于个人的目标),而不是让他们利用这些隐蔽性信息和意会性知识直接为自己谋取利益。Foss认为,企业存在合理性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它为要素所有者构建了一个共享的知识基础,这一知识基础有助于要素所有者在变化中更好地利用分散的意会性知识,并实现协调。

    3·企业的边界。现代奥地利经济学对企业的边界有以下两种解释:

    首先,企业家对经济核算的需要最终限制了企业组织的规模。经济核算是企业家的主要决策工具。通过核算,企业家可以用现在的价格与预期的未来价格来比较目前的成本和预期利益的大小,进而决定应该生产哪些产品,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以及采取什么样的生产方式。为了做出选择,企业家必须有能力权衡各种行为的成本与预期利益。

    一些学者认识到,社会主义核算问题可以为研究企业组织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柯兹纳试图用哈耶克的知识问题来解释企业内部的组织成本,“在自由市场上,源自中央计划的任何优点的获得都是以改进知识问题为代价的。我们可以预期企业将自发扩张到这样一点,即中央计划的额外好处刚好被分散的信息所导致的知识积累困难所抵消”。Klein认为,企业的边界部分地由企业在内部化过程中遇到的日益增加的核算问题所决定。因为在企业内部知识是分散的,集中处理分散的知识的成本限制了企业的规模。Rothbard认为,“最终限制企业相对规模的因素,是企业为了计算其利润或亏损而对每一种要素市场的需要”。就要素服务而言,其机会成本只有存在外部要素市场时才能确定。企业的集中管理则要借助机会成本来计算分支机构的利润和亏损,进行跨部门的资源配置。如果企业外部存在这类产品市场,那么企业就可以用市场价作为转移价。显然,转移价与实际市场价相比所包含的信息量要少得多。因此,对于不存在外部市场参考价格的中间产品,企业就很难计算其机会成本。当企业扩张到了某一点,导致某一要素或产品的外部市场消失时,就会出现所谓的核算问题。随着企业的进一步扩张和更多外部市场的消失,核算就将变得越来越困难。当不能核算的领域越来越多时,企业中非理性、资源低效配置、亏损等问题将加剧。尽管纵向合并能避免主流企业理论所说的“要挟”问题,但核算问题所产生的成本可能超过外部治理的成本。

    其次,沟通成本的高低决定了企业是否进行纵向合并。Yu认为,熊彼特式企业家的发现是超常发现,这种发现要求改变或打破原有体系和常规。在此情形下,创新活动要改变现有的互补性活动方式,作为创新者的企业家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组织、改造这些活动。因此,创新者必须让要素供给者理解其新颖、独特的企业家远见,以同意进行不可逆转的专用性投资。但在倾向于惯性思维的经济社会中,创新者劝说要素供给者的沟通成本是非常高昂的。在许多案例中,要素供给者可能根本不会接受企业家的远见,以至于出现协调失灵的局面。沿袭Langlois和Robertson的研究思路,Yu认为,在以上情形中,对于企业家来说,合并这些互补性专业化活动,并雇用具备相关技能的人是更好的选择。企业家通过纵向合并,使要素供给者共处于一个企业内部,服从一套由企业家设定的规则,为实现企业家制订目标而奋斗。显然,在创新背景下,企业家与要素供给者之间的沟通成本决定企业的规模。